两次重走长征路，如今还在规划第三次重走长征路，澳大利亚汉学家、出版家魏华德用自己的行动，探索着长征精神的内涵与价值。他深入研究长征沿途的历史遗迹和文化背景，力求以独特的视角呈现这一伟大历程。通过实地考察与交流，他不仅积累了丰富的素材，还试图将这些故事传递给更多国际读者，促进跨文化的理解与共鸣。

10月13-15日，第二届世界中国学大会在上海举行。会后，魏华德先生在会场与网对话，深入探讨了他与中国结缘与长征结缘的历史，并请他从亲历者的角度，系统分析中澳文化交流和合作前景。以下为整理后的文字稿，经作者本人校阅，以供大家参考。

【对话、整理/网 唐晓甫】

网：重走长征路是一件伟大的事业，绝大多数中国人都很难有机会进行尝试，您为何会早在1985年就选择重走长征路呢？是什么促使您做出了这一决定？

魏华德：回忆当年，我之所以做出这个决定，是因为我认同父亲的愿景，并希望把它转化为我自己的愿景。当时，父亲经营着一家大型家族出版公司，是澳大利亚同类出版社中规模最大的。我们在全球出版了大量大开本精装书，其中不少为摄影类作品；由于这类书常出现在咖啡馆的书架与桌边，我们将其称为“coffee table books”。

事实上，在出版长征主题图书的前一年，我们还推出过一本纪念新加坡建国25周年的书。在这里我想强调：我们的所有书都不是替政府制作，而是我们先提出自己的构想，再去联系政府。因此，尽管获得了政府支持，项目依然由我们自主完成。这本书是我们出版的第一本关于国家历史的书，反响极佳，非常成功。

当新加坡项目告一段落时，父亲深受鼓舞，他想起了长征的故事。他一直热爱“长征”，年轻时读过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其中有数个章节专门讲述长征。我在学校学习现代史时也读过这本书。即使不是历史学家，未必能真正体会长征的艰难与抗争，但在第一次读到时，依旧会觉得那是一场伟大的冒险。

于是，我们希望用“长征”的故事向世界展示一个此前不为人知的中国。书中设置了“历史”部分；我们从世界各地邀请摄影师，并将他们分布到长征沿线不同路段进行拍摄。这是我们展示中国的一种方式。

1985年，外界对中国海岸线以西的面貌并不了解，人们的印象多停留在稻田或茶园。因此，我们只是希望以另一种方式向世界展示中国。那一年，这本书在五六十个国家售出15万册，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也为中国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益处。

网：2011年，在您45岁且对中国已有更深了解的背景下，您第二次重走长征路。两次重走长征路有什么不一样的体验？此前还有报道说您希望第三次重走长征路，是否有相关计划？

魏华德：是的，我确实计划第三次重走长征路。我的第一次重走发生在长征50周年前后，第二次则在长征75周年前后。在西方，25、50、75这样的数字具有特殊意义，正如在中国，40、60、80等数字同样具有象征性意义。

在第二次重走时，我们切身体会到许多变化。当时基础设施已然更新，几乎整段线路都处在施工之中。当我们沿着长征路线经过大渡河时，发现那里新建了许多水坝。我记得沿线当时有12到14座水电站，这对供电至关重要。在贵州，我们看到大量高架桥与高铁正在建设，但当时尚未完工。

年轻的魏华德与孩子们 魏华德供图

有意思的是，尽管基础设施已大不相同且十分令人惊讶，但最打动人心的高光之处仍与第一次相同，那就是村庄里的当地人。当你坐下来吃顿饭时，孩子们的笑脸无疑是整个行程中最令人动容的部分。

我确实怀有第三次重走的愿望，因为这就像要完成一个三部曲。你知道，三部曲往往能产生奇效。我们在2011年所拍摄与记录的那些建设，可以肯定在2025年之前都已经完工了。

第三次重走的另一个“巧思”在于，习近平主席曾说过：“长征永远在路上。我们这一代人要走好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我也受到这一理念的启发，因此希望进行第三次重走长征路。

我知道对年轻人而言，大家都很忙。但我并不把它仅仅视为红军故事的讲述，而是把它当作一种启迪——帮助人们度过艰难、继续前行。所以，我确实想再来一次，但我需要先在当地找到一位合作伙伴同行。

网：您曾与二十多名中外摄影家共同完成的《中国—长征》大型画册，在全球发行，引起了国际上的巨大反响。凭借独到见解与尊重态度，您在2017年荣获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并被中国大使馆评为中澳建交五十周年五十位重要澳籍人士之一。以这本书的出版发行为例，您认为这对于西方了解中国当时的真实情况和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壮举起到了多大的帮助？

魏华德：就这本书而言，它在出版时反响很好；也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尝试。它不仅仅关乎我的“长征”图书项目，也证明了由中国人与像我这样的西方伙伴合作讲述故事是可行的。

1985年魏华德等人第一次重走长征路 魏华德供图

有时，若只让一位西方人来诠释“长征故事”，对长征的理解可能并不准确；但反过来，若完全采取一种中国式路径来叙述“长征故事”，那么从产品设计、视觉呈现到市场推广，外国人往往会发自内心地觉得有点“自说自话”。于是，当他们看到一本来自中国的书时就会说：“哦，那是本中国书。”然后把它放到另一个区域。当然，这并不是中国人的错。

因此，我主张，当然这也是我一直在和我的中国朋友聊的事，我们需要并肩合作共同实现这些项目。举例来说，我们在项目中大量使用了中国摄影师。我坚持摄影师必须有中国人，我们的摄影师团队中，西方摄影师和中国摄影师的比例大概是3：7。

我们会在中国对项目进行部分编辑，随后把整个项目带到澳大利亚，并邀请中国顾问赴澳，因为我们必须从六万多张照片中筛选出350张用于出版，这道编辑工序非常耗时。

我们还邀请了来自中国的书法家到悉尼居住，让他们在书中每一章进行了大量创作。所以将这个项目单纯视作“澳大利亚制作”并不准确；它是由中澳双方人员共同携手完成的。这也是我的理解与阐释。

我认为未来的文化融合可能会像中餐一样，真当融合发生的时候，也许当事人都没有意识到。现在在澳大利亚，人们也许并不理解中国，但他们会与朋友一起去吃晚饭，而且非常喜爱中国菜；他们可能会说：“哦，我们并不理解中国”，可与此同时却在享用来自中国的美味。如今在澳大利亚，我们已经能吃到正宗的四川菜，而不仅仅是那种“洋中餐”。